“李云龙”的原型真实存在
“李云龙”的原型真实存在
李云龙原型为王近山(1915~1978),原名王文善,湖北省黄安(今红安)县高桥许家田村人。中国人民解放军著名高级将领,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王近山号称王疯子,绝对是个好战分子,并且有相当高的指挥艺术,也是刘伯承手下的得力干将。
抗日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29师772团副团长、769团团长、385旅副政治委员、386旅旅长。参加了神头岭战斗、响堂铺战斗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10月中下旬,刘伯承命陈赓以一部兵力在山西娘子关地区的七亘村设伏,打击日军。时任一二九师772团副团长的王近山领命带5个连的兵力埋伏在七亘村及甲南峪一带。部队距日军必经的大道最近仅10多米,却未暴露任何痕迹。作战中,王近山部干净利落地伏击歼灭了日军二十师团辎重部队300余人,王近山部仅伤亡10余人,缴获的战利品足足搬了一天一夜。两天以后,王近山又遵照刘伯承的部署,一反兵家“战胜不复”的常规。再度在同一地点附近设伏,再歼日军100余名。
1943年(民国三十二年),兼任太岳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同年10月奉命率1个团赶赴延安,途经山西临汾东北韩略村时,主动捕捉战机对日军实施伏击,一举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战地观战团”服部直臣少将旅团长、6名大佐联队长及以下军官120余人,对配合太岳抗日根据地军民粉碎日军秋季大“扫荡”起了重要作用
解放战争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9月,定陶战役大杨湖之战,是刘邓大军出兵太行山后第一场恶仗。刘邓大军兵去陇海时,遭遇国军大兵压境。六纵队司令员王近山拍案而起,立下军令状:“我们6纵坚决打!打得剩下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打光,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哺育我们的太行山父老乡亲!”为争夺大杨湖,6纵成连成营甚至成团牺牲,仍然攻势不减,最终摧垮了国军精锐赵锡田整3师的战斗意志。此役一举消灭国军主力59团。我军各部队围攻,整3师被消灭,国军全线崩溃,蒋介石在懊恼之余将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撤了职。
王近山司令在万山观察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6月,在襄樊战役中,根据战场实际巧妙部署兵力,指挥所部打破历史上兵家攻取襄阳必先夺占南山的惯例,大胆采用“撇山攻城,猛虎掏心”战术,集中主力攻克琵琶山、真武山,直捣西门,攻城部队“刀劈三关”英勇奋战,不到两天即攻入城内,全歼守军2万余人,俘国民党第15绥靖区中将司令官康泽和中将副司令官郭勋琪。此役,配合了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围歼黄百韬兵团的作战,成为全国五路大捷之一。朱德曾称此战为“小型模范战役”,第6纵队也由此享有“最善攻坚”之誉。[8] 刘伯承在战后讲评中说:“在襄阳攻城中,王近山指挥的6纵起主导作用。”
建国以后
1949年10月至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兵团副司令员、第十二军军长兼政治委员,军党委书记、重庆市军管会委员。同年12月至1950年1月,兼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员、政治委员。
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参加了第五次战役和上甘岭战役,曾两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独立自由勋章。
1952年秋冬,朝鲜战争,“联合国军”第八集团军司令、美国四星上将范弗里特发动了强大的“金化攻势”,投入大量火力兵力,每天都向秦基伟率领的十五军的防区上甘岭高地倾泻几十万发炮弹和成百上千吨炸弹,十五军在给对方以大量杀伤的同时自己也伤亡惨重,打到第七天,十五军第四十五师几乎打光了。危急时刻,王近山命令正在换防去后方休整的李德生的十二军两个师四个团返回前线,投入战斗,配属秦基伟指挥,再增调一个喀秋莎炮团,坚守无名高地43天。这场战役,由两个连阵地的争夺,发展成了战争史上罕见的战役规模的持续激战,“联合国军”投入兵力达6万余人,最终以损失2.5万余人、损失飞机270多架、大口径火炮60余门、坦克14辆的惨败告终。上甘岭战役的胜利震惊世界,后来被拍摄成了一部电影《上甘岭》
1953年回国后,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公安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军区顾问。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因病于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