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札记：北魏名臣高允的居官之道与人生境界
读史札记：北魏名臣高允的居官之道与人生境界
高允（390年-487年），字伯恭，渤海郡蓨县(今河北省景县)人，南北朝时期北魏名臣，封梁城侯，咸阳公。史载高允“历事五帝（太武帝拓跋焘、南安王拓跋余、文成帝拓跋濬、献文帝拓跋弘、孝文帝拓跋宏）出入三省，五十余年未尝有谴。冯太后和魏主甚重之，常命黄门苏兴寿扶持。”太和十一年（公元487年），“允体素无疾，至是微有不适，犹起居如常，数日而卒，年九十八。赠侍中、司空，赙襚甚厚。魏初以来，存亡蒙赉，皆莫及也”（《资治通鉴·齐纪二》）“正光中，中散大夫、中书舍人河内常景追思允，帅郡中故老，为允立祠于野王之南，树碑纪德焉。”（《魏书·高允传》）
高允居高官享高寿，无疾而终，生受崇敬，死备哀荣。史臣赞曰：“光宠四世，终享百龄。有魏以来，斯人而已。”
世上之事皆为因果。高允所以备受恩宠而得善终，是他平时所为而结出的善果。史书说他“性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就业。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魏收）“允仁恕简静，虽处贵重，情同寒素；执书吟览，昼夜不去手；诲人以善，恂恂不倦；笃亲念故，无所遗弃。”（司马光）崔玄伯说：“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
好学不倦，使他“博通经史天文数术”，有其才。他凭能力上位，而不是投机钻营。“仁恕简静”，使他“黄中内润，文明外照”，有其德。其才其德，成就了高允的人生境界。
高允为官上位之后，不是明哲保身，尸位素餐，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是居其位谋其事，为民请命。他建议太武帝拓跋焘废除田禁，把土地交给百姓，劝文成帝拓跋濬莫起宫室，不要劳民伤财，······凡所进谏，皆切民生。
其居官，竭忠尽智而事其君，不以爵位和奢侈为念。
《资治通鉴·宋纪十》载：“允好切谏，朝廷事有不便，允辄求见，帝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连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语或痛切，帝所不忍闻，命左右扶出，然终善遇之。时有上事为激讦者，帝省之，谓群臣曰：‘君、父一也。父有过，子何不作书于众中谏之？而于私室屏处谏者，岂非不欲其父之恶彰于外邪！至于事君，何独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陈，而上表显谏，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岂忠臣所为乎！如高允者，乃真忠臣也。朕有过，未尝不面言，至朕有所不堪闻者，允皆无所避。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可不谓忠乎！’”
高允谏君，知无不言，“朝廷事有不便”，他“辄求见”，绝不袖手旁观，但他不当众让皇帝难堪，而多采取私谏的方式，跟皇帝单独面谈，推心置腹，给皇帝留足了面子，拓跋濬所谓“朕闻其过而天下不知”，以为“真忠臣”。
拓跋濬
《资治通鉴·宋纪八》载：“高宗之立也，高允预其谋，陆丽等皆受重赏，而不及允，允终身不言。”
高允居位，不矜功伐，不求封赏，谋事而已。他与陆丽等人谋立拓跋濬，拓跋濬即位，陆丽等预其谋者皆受重赏，而不及高允，高允终身不言。
《资治通鉴·宋纪十》载：“允所与同徵者游雅等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数十百人，而允为郎二十七年不徙官。帝谓群臣曰：‘汝等虽执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未尝有一言规正；唯伺朕喜悦之际，祈官乞爵，今皆无功而至王公。允执笔佐我国家数十年，为益不少，不过为郎，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书令。”
高允为郎二十七年，他的部下都升了职，而他却没有被提拔，但他仍然兢兢业业，毫无怨言，一心一意辅佐规正皇帝，献计献策，为益国家。
《资治通鉴·宋纪十》又载：“时魏百官无禄，允常使诸子樵采以自给。司徒陆丽言于帝曰：‘高允虽蒙宠待，而家贫，妻子不立。’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见朕用之，乃言其贫乎！’即日，至允第，惟草屋数间，布被，缊袍，厨中盐菜而已。帝叹息，赐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长子悦为长乐太守。允固辞，不许。帝重允，常呼为令公而不名。”
自古及今，许多人做了官，亲族都沾光荣显，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而高允为官，绝不徇私，“诸子樵采以自给”，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住草屋，盖布被，穿缊袍，吃咸菜，清贫如此，令皇帝见了叹息。不像有的官员，一旦上位，大把捞钱，购豪宅，锦衣玉食，挥霍无度。
高允自己“虽处贵重，情同寒素”，对亲戚朋友，能帮即帮，“笃亲念故，无所遗弃”，皇帝赏赐，多分给亲戚朋友。
其为人，高风亮节同僚仰止，不以位尊而骄亲故。
《资治通鉴·齐纪二》载：“显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于代，其人多允之婚媾，流离饥寒；允倾家赈施，咸得其所。”
献文帝拓跋弘迁移望族于代，其中有些人是高允的亲戚，他们“流离饥寒”，无所庇护，高允就“倾家赈施”，使他们“咸得其所”。
《魏书·高允传》：“尚书窦瑾坐事诛，瑾子遵亡在山泽，遵母焦没入县官。后焦以老得免，瑾之亲故，莫有恤者。允愍焦年老，保护在家。”
窦瑾因罪被杀，窦瑾的儿子窦遵逃亡，窦遵的母亲焦氏因为年老而得免，窦瑾的亲故没有人抚恤，高允就将焦氏“保护在家”。
《资治通鉴·宋纪十》载：游雅常曰：“余与高子游四十年，未尝见喜愠之色。”又说：“高子内文明而外柔顺，其言呐呐不能出口。昔崔司徒尝谓余云：‘高生丰才博学，一代佳士，所乏者矫矫风节耳。’余以为然。及司徒得罪，起于纤微，诏旨临责，司徒声嘶股栗，殆不能言；宗钦以下，伏地流汗，皆无人色。高子独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人主为之动容，听者无不神耸，此非所谓矫矫者乎！宗爱方用事，威振四海。尝召百官于都坐，王公已下皆趋庭望拜，高子独升阶长揖。由此观之，汲长孺可以卧见卫青，何抗礼之有！此非所谓风节者乎！”
高允之为人，令同僚敬仰。因崔浩《国史》之狱，高允牵连获罪，面对皇帝诘问，司徒崔浩“声嘶股栗，殆不能言”，而高允“敷陈事理，申释是非，辞义清辩，音韵高亮”；对于炙手可热的用事权臣，“王公以下皆趋庭拜望”，趋炎附势之心昭然，而高允则“独升阶长揖”，刚正不阿之情可知。
司马光
司马光“仁恕简静”四字高度概括了高允的人生境界。
“允好切谏”，为民请命，“笃亲念故，无所遗弃”，其仁也；御车迎之，“马忽惊奔，车覆，伤眉三处”，司驾将处重坐，允启陈无恙，乞免其罪，其恕也；“常使诸子樵采自给”，所居“惟草屋数间”，所衣则“布被缊袍”，所食乃“厨中盐菜而已”，其简也；《国史》之狱，拓跋焘”使人诘浩（崔浩），惶惑不能对”，而“允（高允）事事申明，皆有条理“，其静也。
若高允，居官为人皆善，可谓仁者君子！
